了解佛教

第十七课 • 佛教初传入时中国宗教状况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早期。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世界上处于发达、先进的地位。中国已形成中华民族的宗教和哲学,拥有系统的唯心主义神学理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对于天地和祖先神的崇拜和信仰,社会上也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方术。


  • 图1

战国时期,人们认为:水、木、金、火、土五种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称为“五行”。齐国人邹衍(图1)在前人的“五行”基础上,提出了“五德终始说”理论,对秦汉时期的宗教和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邹衍认为,世界有五行,人有五德,天人相应以出生五帝。

有了“世界万物以五行相生相克循环不止”的理论,对应下来,人会具有木德、金德、火德、水德、土德,即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德。同时,封建社会的帝王要遵循这五德治理国家,否则会有灭国的危机。

另一说法:在天的四方有四个帝,这四个帝原来都是人间的“圣王”,曾以五行的某一德治理国家,死后成为主管四方、四时和五行之神。即:

东方之帝伏羲氏,属木,主春,神为岁星(木星),其兽苍龙,音角,其日甲乙,数八;

南方之帝炎帝,属火,主夏,神为火星(荧惑),其兽朱鸟,音徵,其日丙丁,数七;

中央之帝黄帝,属土,主季夏,神为土星(镇星),兽黄龙,音宫,其日戊己,数五;

西方之帝少皞(hào),属金,主秋,神为金星(太白),兽白虎,音商,其日庚辛,数九;

北方之帝颛顼(zhuān xū),属水,主冬,神为水星(辰星),兽玄武,音羽,其日壬癸(guǐ),数六。(五行数五,水第一)

邹衍的学说在战国后期受到各国诸侯的重视,他们都希望上天按照“五德终始”的循环次序使他们得到新的机会。皇室开始流行对五帝的崇拜,并用五行学说为自己服务。如秦始皇统一诸侯各国,也利用五行学说来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秦始皇经推算,自己有水德之瑞,便更名河叫“德水”。水在季节属冬,秦就以冬十日为岁首,水色属黑,宫廷朝服和旌旗定为黑色。水数为六,就以六为度量单位(如符是六寸,步为六尺之类),水在音律上属阴,故以大吕(大吕为阴律之始)为正音,水阴主刑杀,故制定刑法,对国家以法为施政准则。

五帝既是各据一方的帝,也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主宰者。在他们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天帝,就是汉武帝提倡奉祀的“太一”神。

据记载,太一帝住在紫微垣的天极星(北极星)上。汉武帝曾令祠官在甘泉设“太一”祭坛,并用祭天礼仪亲自到“太一坛”祭祀。从元封元年开始,武帝还带人几次上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仪式,采用的是“如郊祠太一之礼”。

汉朝皇帝祈求神灵保佑,除天帝外,对山川、日月,对祖先都要祭祀,对古代的圣人也会祭拜。民间的祠祀也很普遍,只是不像帝王贵族那样的排场阔气。

战国时期还出现一种神仙家学派,与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同时的神仙家有宋毋(wú)忌、正佰桥、充尚、羡门等,都是燕国人,他们对神仙的描绘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邀游于四海之外”;“登高不栗(lì),入水不濡(rú),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其中的真人也就是神仙,神仙有时也称“神人”、“圣人”。秦汉时的神仙还被称方士,认为他们掌握一种可以与鬼神往来的方术。当时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一般人的灵魂称之为鬼。而一些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或有重大贡献的人死后,被人们称为神。秦始皇时期,方士们都宣称在渤海湾中有三座神山,即蓬莱、方丈、瀛洲,上面住有神仙。著名的神仙有羡门、高誓、安期生等,他们存有长生不老之药。

方士们讲的神仙与以前的五帝观念有点不同。这些神仙安居世外洞天,逍遥自在,轻易不愿涉足红尘世界,一般人难以见到,方士们可以与他们往来。一般人如按照方士的指导修行,也可以成为神仙。

秦汉统治者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大动干戈,不惜花费大量人力、金钱,让方士们去寻找神仙,以求得不死丹药。许多信仰神仙学说的人也把登天成仙、长生不老当成修炼的最高目标。他们把祭灶、炼丹沙、变黄金、求仙寻药当成达到成仙目标的几种修行方法。

其次,我国从商周时期开始,人们就有以卜筮(bǔ shì)方法占问吉凶。中国著名用于占卜的书《周易》,就在这个时期形成。朝廷也非常重视占卜,周朝设有“太卜”和“占人”的官职,负责卜筮吉凶。朝廷每逢举行祭祀或要举行重大内政、外事活动,都要向天帝和祖先占卜吉凶。春秋以后,各诸侯国也设专人主管卜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设立太卜官。“焚书坑儒”时,唯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焚。汉沿秦制,也设立太卜官。汉武帝时,收罗了一大批占卜者,经常为他占卜吉凶。北击匈奴、西征大宛、南伐北越,都事先进行卜筮。有时高兴赏赐给卜者达数千万,使一些卜者富贵腾达,显赫一时。

东汉时,占卜术五花八门,如望气(根据云气的色彩、形状和变化来占验人事吉凶的一种方术)、风角(依据风的方向、强弱、状态和声音来进行占验吉凶的一种方术)、遁甲(利用天干占卜吉凶)、逢占(应人所问而占卜)、挺专(折竹而卜)、孤虚(利用天干地支搭配日辰占卜)等,当时不少儒者也兼方士,他们一般都精通《五经》及其纬书,兼通方术。

我国在远古时代,人们在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已经通过日月星辰可视运动的基本规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古天文学,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据甲骨文记载,在殷商时代已有对日、月食的观察,且根据对太阳的周年可视运动观测制定了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并用天干(甲、乙、丙、丁等)和地支(子、丑、寅、卯等)配合记载日期。

西周时期,基于对恒星的观察,把地球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组,称其“二十八星宿”。由于二十八宿的位置相对不变,以此为坐标可以清楚地观察“七曜”,即日月和五大行星的可视运动途径和一些不常见的彗星、流星、新星等的运行变化。五大行星在恒星间自西向东移行,快慢不一。木星(岁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实际是11.86年),一周天分为十二次,岁星每年进入一次,便产生了“岁星记年法”。

春秋时期,在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其中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bèi)入北斗,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周期慧星—哈雷慧星的记录(此星由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于1682年发现,故名。它大约每七十六年出现一次)。这说明我国当时在天文观察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历法。

战国时期,对天体及其运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初步形成我国古天文学体系。当时的天文学家有赵国的尹皋(gāo)、楚国的唐昧、齐国的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石申(著《天文》八卷)等人,在观察和论证天体运行方面都作出了重大成就。战国后期,二十八宿的名称及所占天区的划分更加完备,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也有进一步认识。在历法制定方面,到秦始皇时,在“二分”、“二至”的基础上增加为二十四节气,这对指导农业生产很有益处。

尽管如此,天文学与占星术长期交织在一起,商周时期的巫、祝、史、卜要经常通过观察天象来占卜人事吉凶。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汉代仍然如此,当时的经学家,往往是星象占验家。西汉末年及东汉初年出现的大量谶纬图书,有不少是讲星象占验的。


  • 图2

在占星家看来,一切事件都可以从星象上观察出来,星象的所有变化都预示着世界上的人与事。一些很有成就的古代天文学家,几乎都是占星家,他们的天文学著作中充斥着神秘的占星术。

另外,东汉顺帝时,在神仙学及方术的基础上,尊老子(图2)的《道德经》为根本经典,已开始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尽管早期教义、教规还不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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