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佛教

第十九课 • 两汉时佛教状况

西汉时期,佛教虽已传入,但儒家思想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儒家以忠孝治国,尊崇仁德、礼仪,学习四书五经等。国家以儒家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信条选拔人才。当时佛教虽已传入,但只流行于少数人之中,汉译佛经只有口授的《浮屠经》和《四十二章经》。

东汉末年,朝中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他们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政治越来越腐败。加上自然灾害不断、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愈演愈烈,起义不断。儒家思想无助于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许多士大夫们纷纷寻求新的思想理论,社会开始推崇不只精通儒家,同时精通老庄、玄学等百家思想的人才,一时各种思潮兴起,一派“百家争鸣”之风貌。他们撰论著书,主张重法治、核名实、举贤才、整饬吏治,希望拯救东汉政权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军阀割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在建立魏政权过程中,崇尚“法术”,用人主张“唯才是举”,甚至号召选举“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种政策对重视“仁义忠孝”的儒家思想是一种严重打击。

汉魏之际的著名政论家仲长统,主张“人事为本,天道为末”。著名“建安七子”之一徐干作《中论》,详细论证了“才智”高于“志行”、“权谋”高于“韬善”的道理,对于“知修仁义而不知用武”、“怀让心而不知佞伪”、“守节而不知权”等历史人物加以讥讽。许多学者对儒家的攻击批判,使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

随军阀割据势力增强,皇帝等同虚设。学术上提倡“无为”,政治上以“无为”治国。由此玄学应运而生,何晏、王弼用老庄注解《周易》、《论语》形成“正始玄风”。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正式建立。信徒尊老子的《道德经》和于吉的《太平经》(据称此经为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为主要经典,弘传教义。但道教创立不久,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虽起义失败,但因组织者利用了道教的一些内容发动和组织起义,使道教受到牵连,而遭统治者禁锢。在中国宗教史上,这是对道教的一次沉重打击,佛教义理的传播渐渐扩大。

在徐州官府任职的丹阳人(今安徽宣城人)筰(zé)融信仰佛教,他大建佛寺(现在江苏的西北角一带),并且宏伟豪华,用铜铸佛像并涂以黄金,寺中可容三千余人同时学习佛经。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在八十里的范围内铺席设宴招待前来参加法会的人,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记载兴建佛寺、佛像和社会一般民众信奉佛教的情况。

东汉时除洛阳、徐州地区有佛寺外,豫州(今河南及山东西南)也有佛塔的建筑。

就是在东汉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儒教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玄学兴起与本土道教遭受挫折,这些都为外来佛教的传播和义理的普及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条件。


  • 图1

  • 图2

佛教的经典何来?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不少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译出大量佛教经典。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安世高(图1)、支谶(图2)。

安世高是安息国太子,自幼好学,通晓天文、风角、医学等方术,名闻西域诸国。他信奉佛教,戒律精严,常讲经说法。其父死后,安世高便让位于叔父,出家修道,他博览经藏,尤精小乘学说。后来他游历各国传教,在汉桓帝建和二年到达洛阳,安世高很快学会汉语,在其后二十年间,共译佛典三十五部四十一卷。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传教,最后圆寂于会稽(今浙江绍兴)。

他所译经典主要是介绍小乘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的。因其译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在中国佛教史上很有影响,有不少译经一直流传到近代。

洛阳还有一位译经的安息国人安玄。他是个持戒的居士,“博诵群经,多所通习”。汉灵帝末年,他到洛阳经商,通汉语,常与沙门讲论佛法,并与汉地第一个出家者严佛调合译《法镜经》一卷。此经是大乘佛经。严佛调还著《沙弥十慧章句》,这是第一部汉僧佛教著作。

在中国,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传入汉地的僧人是支娄迦谶。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月氏国人。他秉持法戒,以精勤著称,奉诵群经,志存宣传。支谶于汉桓帝建和元年来到洛阳,在七年时间中,译出佛经十五部三十卷。支谶经常和天竺沙门竺佛朔合作译经,如《般舟三昧经》。竺佛朔宣读原本梵文,支谶译为汉语,汉地居士孟莲笔录为文。在洛阳,同时从事译经的还有支曜、康居、康孟祥等人。这些译经师们不只译经,同时还要讲经传教。他们为传教方便,还从大量佛经中摘出要点,做成“经抄本”。

虽有大量佛经译出,以洛阳为中心,佛教比以往在社会上有更大传播,但人们还是把佛教与黄老、玄学并谈,认为它们基本是一回事。汉桓帝把孔子、老子、佛并行祭祀,认为他们都可以保佑人们延年益寿,国家长治久安。

外来的译经师在传道过程中,依附于传统的黄老道术。他们几乎都掌握几种汉地当时流行的方术,如安世高,不仅精通五行、风角等术,而且洞晓医术,睹色知病,妙善诊脉,投药必济,乃至鸟兽呜呼,闻声知心。这些译经师借助了这些神通方术吸引信众,一般信众似乎对他们的易卜星相的方术更感兴趣,对佛教教义却不甚明了。而且他们在译经中,也常运用一些人们熟悉的老庄、道教经典中的术语等作为对佛教内容的解释。这也是早期佛教要在中国立足传播,无法避免的一些手法。

东汉末年的译经,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译经者主要是外来僧,他们单译或合译,虽有少量汉地僧人或居士参加,但只从事辅助工作;

二、外来僧带来什么梵本经就译什么经,而且,大小乘典籍同时被翻译流传,人们对二者未能区别,把它们都看作是释迦的教法;

三、以译经为主,著述和注释极少;

四、译经事业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而是由民间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信徒资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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