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佛教

第二十一课 • 西晋佛教

魏宰相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篡夺魏之帝位,为晋武帝,建都洛阳,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后于公元280年灭了南方的吴国,至此,东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后出现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国家又归于统一。西晋只有五十多年,社会统一安定的时间也很短,但其思想领域却非常活跃。

正始年间兴起的魏晋玄学更加流行,并形成一种时代思潮,尤其盛行《庄子》。注释《庄子》的学者很多,其中向秀和郭象的注释最有名。当时的佛教,特别是大乘般若学说,在理解上似乎接近魏晋玄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故受到门阀士族的支持,得到迅速的传播和发展。据记载,西晋末的永嘉年间有四十二所佛寺。相传当时的衡阳太守腾永文和晋阙公也设斋会诵经,礼拜佛像。又据说西晋翻译经典的共有道俗十二人,译出经卷六百卷,建寺一百八十所,度僧三千七百人。可见西晋佛教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但佛教还未形成独立的体系,仍依附于玄学。


  • 图1

西晋时佛教主要活动仍然是译经,佛寺除组织一般宗教活动外,主要是译经场所。从事翻译的国内外沙门和居士很多,竺法护(图1)是最有成就者之一。他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侨民,八岁出家,除诵读佛经外,还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三十六种语言,搜集大量胡本佛经,带回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竺法护往来于洛阳、长安、敦煌之间,翻译经典约有二百多部。西晋末年,他曾一度隐居,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播,从学者达千余人。

竺法护所译经,除小乘《阿含经》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他译经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对理解经义有很大帮助。他所译经中,最有影响的是《正法华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德经》等。印度早期大乘佛教各部类的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翻译,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法打开了广阔的局面。竺法护被当时佛教信徒尊称为“敦煌菩萨”。

《正法华经》十卷使印度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首次传到中国。因这部经典产生了竺道潜、于法开、竺法崇、竺法义、竺道壹等研究《法华经》的专家。又由于《法华经》之《光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流传,使得观音信仰逐步兴盛。

《光赞般若经》十卷与朱士行在于阗所得,竺叔兰等所译的《放光般若经》是同本异译。后东晋名僧道安将此经与《放光般若经》作对比研究,著《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书,促进了般若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西晋佛教界迎来了般若学研究的全盛期。

《渐备一切智德经》十卷,是《华严经•十地品》的异译本。后来北朝菩提流支等译的《十地经论》就是更具体阐述这一内容的,由此形成了专门研习《十地经论》的地论师。

竺法护的译经事业也得到很多人帮助,其中帮助最大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他们除奉旨笔授以外,聂承远对竺法护所译部分加以删改、整理,聂道真还将竺法护所译经典编成目录。

西晋有名的译经僧还有竺叔兰、帛法祖、法祚、疆梁娄至、安法钦、法立、法炬、支法度、若罗严等人。

竺叔兰是天竺后裔,父世移居河南。他是居士,于元康元年和无罗叉在许昌的陈留仓垣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在洛阳自译《首楞严经》二卷二部,《异维摩诘经》三卷。《放光般若经》在鸠摩罗什译出《摩诃般若经》前一直是社会上最流行的《大品般若经》译本,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流行于当时盛行清谈、玄学的中原知识阶层中。


  • 图2

与竺法护同时在长安译经的,还有帛法祖(图1)。他是河南人,自幼出家,深研佛典,博读世典。帛法祖在长安建筑精舍,以讲习为业,僧俗禀受者近千人。当时,道士王浮与帛法祖争佛道之高下,王浮争他不过,愤而根据东汉流传的一种说法:“老子西出阳关,经西域到天竺,化身为佛,教化胡人,因此才有佛教”,写成《老子化胡经》一书,与佛教徒相抗衡,结果是佛教取得胜利。此事成为西晋佛道二教争论优劣中的一大公案。

永安元年,张辅为秦州(甘肃天水)刺史,帛法祖与之俱行。张辅因其声名远扬,众望所归,便要他还俗作自己的僚佐。帛法祖不从,被张辅杀害。由于帛法祖在关陇一带汉族和内迁少数民族中享有很高威望,被“奉之若神”,人们对他的死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和愤恨,他们“共分祖尸,各起塔庙,以便供养”。张辅后被其部下杀死。

帛法祖精通胡汉语,除了为《首楞严经》作注以外,还译有《菩萨修行经》一卷、《佛般泥洹经》二卷等十六部佛经。他的弟子众多,以法祚最为知名。法祚二十五岁出家,深洞佛理,为《放光般若经》作注,著《显宗论》等。梁州刺史张光逼令他还俗,因不从被杀。

综上所述,西晋的佛经翻译从内容看,主要是大乘经典,而且在各类大乘佛经中又以般若类经典所占分量较大,而且在社会上受到高度重视。在译经队伍中,汉族僧人和知识分子的参与比以前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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