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佛教

第二十四课 • 东晋南方佛教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不断,官僚贵族纷纷南逃,东晋政权是在过江的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联合支持下建立的。东晋第一个开国皇帝司马睿即位后,对东晋士族给予极高的政治待遇,他们权倾朝野,位重一时。东晋的几朝皇帝都同时信奉佛、道两家,士大夫们崇尚玄学、清谈,名士与名僧相往来,他们的兴趣和品味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风气。在道教重新兴起的同时,佛教在东晋也得到更加迅猛与广泛的传播,据载东晋有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僧尼二万四千人。玄学清谈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思潮在东晋帝王和士大夫的推崇下,风靡朝野,形成独具特色的“江南贵族佛教”。

东晋元帝、明帝“游心玄虚,托情道味”,礼敬竺道潜等高僧。明帝善画佛像。成帝时,中书监庾冰辅政,他提出沙门应向王者行礼致敬,而尚书令何充等认为沙门不应向王者致礼,朝中由此形成两派。何充等人笃信佛教,主张尊重佛教律仪,沙门不向王者屈膝跪拜。庾冰等人坚持儒家名教的立场,认为忠君孝亲,是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佛教沙门不按世俗之礼仪礼敬君亲,不利于维护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也不利于封建统治。这是第一次“沙门拜俗”之争,虽然庾冰的主张未被采纳,然而沙门是否应礼敬王者的问题并未解决,在东晋末年桓玄专权时又被提了出来。

东晋哀帝好佛法,请竺道潜入宫讲《大品般若经》。同时,他喜好道教养生辟谷服丹药之术,因服食长生药中毒,故由太后理政。简文帝以“尤善玄言”、“履尚清虚,志道无倦”著称。他尊崇佛教,曾亲临瓦官寺听竺法汰讲《放光般若经》。孝武帝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佛教僧尼出入宫廷,干预政事。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恭帝“深信浮屠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像,亲于瓦官寺迎之,步从十许里”。

东晋历朝的大臣中,信奉佛教的有王导、庾亮、周嵩、谢琨等,都与名僧交往密切。成康二帝时,辅君重臣何充喜好佛教,热衷建佛寺、供养僧尼,却吝于救济处于困境的亲友,因此受到世人讥讽。穆帝时,任中军将军、假节、都督五州军事,又为名士的殷浩精研般若经典,对经典不理解处夹签向僧人请教。据载,他读《小品般若经》时,“下二百签皆是精微,世之幽滞”。殷浩曾派人迎请名僧支遁,因名士王羲之劝阻支遁未赴邀,殷浩一直引为憾事。其他如谢安、许洵、王恭、孙绰、郗超等人,对佛教诸经,尤其是般若经典都颇有研究。孙绰著《喻道论》,以问答形式对佛和佛道,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为僧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郗超作《奉法要》,意为信奉佛法的要点,文中对在家佛教信徒应当奉持的佛教道德信条、戒规、斋法以及作为佛教基本教义的善恶报应,修行解脱等都作了简要阐述和说明。这两本书在当时在家佛教信徒中较有影响,孙绰与郗超是那个时代名士信解佛教的代表人物。

戴逵和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佛像画家。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丈六无量寿佛木像及菩萨像。顾恺之被传说是“才绝、画绝、痴绝”。他曾在瓦官寺一面墙上画佛教人物维摩诘像时,把殿门紧闭,一个人出出进进,画了一百多天。画完将点眼睛,他对寺僧说:“第一天来看画像之人要给寺院布施十万,第二天要五万,第三天即可随意布施。”点睛之后打开殿门接待四方信众,很快寺院就得到了上百万布施款,那幅画像活了一样,使整个寺院蓬荜生辉,可见其画佛像的功力。

两晋之际,有不少名僧为避战乱南下,在江左一带传播佛教,逐步形成京城建康(今南京)和庐山两个佛教中心。这些僧人大多与东晋统治者关系密切,同士大夫交往频繁。其中著名的有帛尸梨蜜多罗、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和慧远。


  • 图1

其中帛尸梨蜜多罗(图1)可以称作东晋贵族佛教的开创者。支遁是名僧与名士的代表,他的活动为东晋佛教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代大师庐山慧远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创者,对后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帛尸梨蜜多罗,西域人,相传为龟兹国太子,让位于其弟而出家。西晋永嘉年间来到洛阳后避战乱而过江,住于三国时吴国康僧会所建之建初寺。丞相王导见而奇之,对他极为推崇,因此而名扬世人。当时的朝野重臣与名士都与他有密切往来。周顗(yǐ)任尚书时,曾抚其背曰:“若选得此贤,令人无恨。”不久周顗被王敦害死,帛尸梨蜜多罗登门慰问遗孤,“对坐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次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变。既而挥涕收泪,神气自若。”王导曾说:“外国有君,一人而已。”帛对答:“若使我如诸君,今日岂得在此?”当时传为佳言。帛尸梨蜜多罗不学晋语,与汉人交往,皆通过翻译,“而神领意得,顿尽言前。”帛尸梨蜜多罗善于咒术,翻译了《大孔雀王神咒经》、《孔雀王杂神咒》和《大灌顶神咒经》等经典,最早把密教传到建康。他还擅长梵呗,将“高声梵呗”授于弟子觅厉,流传后世。在此前,支谦和康僧会都作过梵呗,帛尸梨蜜多罗加速了梵呗的流行。帛尸梨蜜多罗于东晋咸康年间圆寂,年八十余。王导之孙王珉为他作“序”,将他比作汉代名僧金日禅而尤有过之,他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一斑。他生前曾在石子冈修头陀行,死后被葬于此,后在此建寺,名“高座寺”。

竺道潜,又名竺潜,竺法深,为东晋初期军事首脑王敦之弟。十八岁出家,二十四岁讲解《法华经》及《大品般若经》,听众常达五百余人。西晋末年,他避乱过江,在建康得到元帝、明帝及朝野的尊敬,可以穿鞋入宫,被誉为“方外之士”。公元340年第一次“沙门拜俗”之争后,竺道潜隐居会稽山达三十余年之久。他精研般若经典,是东晋时期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异宗”的创始人之一。其间竺道潜应哀帝之请,到建康讲《放光般若经》。接受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简文帝)的皈依,与名士刘惔(tán)交往。刘惔曾开玩笑对他说:“道士何以游朱门?”潜曰:“君自睹其朱门,贫道见为蓬户。”何充尊之为师,屡相邀请。名僧支遁也尊他为“上座”。支遁曾遣人求买仰山之侧的沃州小岭作幽栖之所,道潜曰:“欲来辄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遁?”支遁在写给高丽道人的书信中,盛扬其德行。道潜于孝武帝宁康二年卒,年八十九岁。道潜是东晋时期有影响的僧人,他与支遁对江南贵族佛教的兴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支遁,于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生于佛教世家,二十五岁出家,精通大乘般若学,对《道行般若经》和《慧印三昧经》尤有钻研。他讲解佛经善于抓住般若学的基本思想而不拘泥于字句。支遁与当时名流许洵往返辩难,探求佛经精义。他晚年在建业(今南京)开讲《道行般若经》,使白黑钦服,朝野悦服。他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之“即色宗”的主张者,在鸠摩罗什及僧肇前,是对“空”的理解最接近于般若学正宗的。

支遁是名僧与名士的代表,喜鹤养马、善草隶、好诗歌,与当时名流王恰、刘恢、殷浩、孙绰、郗超、谢长遐、袁彦伯等人交往密切,被引为知音。他在生活情趣上具名士风范,对当时流行的庄学也颇有心得。支遁在《庄子逍遥游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被认为与当时执思想界牛耳的郭象、向秀《庄子注》不同,称为“支理”。他对禅观和戒律也很注重,支遁在《阿弥陀佛像赞并序》中表达了对西方净土的向往。他既好老庄,又精佛典,是当时般若学一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庄学的权威。支遁利用自己的影响,在社会上层弘扬佛教,为江南贵族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圆寂于东晋废帝太和元年(公元366年),享年五十三岁。

上一课
六家七宗与《肇论》
返回目录
下一课
南朝佛教
全文下载
PDF格式
RTF格式
内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