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佛教

第二十八课 • 隋朝佛教

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到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隋王朝统治三十七年。在这短短的三十年时间,佛教却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形成极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的新阶段,奠定了唐朝进一步辉煌的基础。中国佛教由此步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繁荣昌盛期。

南北朝以来,佛教得到迅猛发展。据载,北朝齐、周之世,所辖寺院三、四万所,僧尼数百万人。南朝佛教在梁代鼎盛时,有寺院二千八百余所,僧尼八万多人,加上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佛教势力的强大可想而知。至北周武帝(公元561-578在位)于公元574年采取行政手段强行废佛,焚毁经像,令僧尼还俗,以寺院充宅第,没收寺院财产。短短几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僧尼被迫还俗。建德六年(公元577年)进兵北齐,攻占邺都,又使齐境内的佛教毁灭殆尽。南朝经侯景之乱,僧徒被杀,寺塔被毁,建康佛教也因此衰落了。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时,致使许多寺院又毁于战火,令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在这种状况下,令佛教全面恢复的是隋文帝杨坚。


  • 图1

杨坚(图1)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佛教家庭中,他的父亲杨忠曾营造过佛寺(栖严寺)。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公元541年),杨坚诞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的般若尼寺,出生之后,即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当杨坚七岁时,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这种佛教化的熏陶和教育对杨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杨坚即位后,每以神尼为言“我兴由佛”。由此表明他建立隋王朝和复兴佛教乃合乎天意。

早在北周末年,宣帝、静帝开始复兴佛法,当时杨坚身为大丞相,总揽朝政。故当时的佛法复兴,与杨坚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后北周静帝禅让帝位于杨坚,杨坚建立隋朝。建立之初,便利用其一国之君的权利开始大规模地复兴佛教。

要恢复佛教,首先要有出家人。周武毁佛迫使数以百万计的僧尼还俗。故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文帝准沙门昙延之奏,敕度僧一千余人。同年闰三月,诏于五岳之下各置僧寺一所。七月,下诏令于每年太祖武元皇帝国忌日,“废物设斋,造像行道,八关忏悔,奉资神灵。”八月,下诏令“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为“死事之臣,追为建福。”他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令民间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长安)、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并管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密阁。这样,“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开皇初年,文帝还建立了隋代的僧官制度。中央僧官承袭北朝制度,设昭玄统为全国最高僧官,以昭玄都为副手。开皇元年,文帝以名僧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委以佛法,令其弘护。敕授(净影寺)慧远为洛州沙门都,以加强对佛教事物的管理。这样在隋建国的第一年,佛教的度僧、建寺、造像、写经、完善僧官制度等各方面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为了体现佛好生恶杀的慈悲精神,文帝降敕每当官立寺院行道之日,寺院所在辖区不许杀生(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为寺行道日)。开皇四年,文帝下敕保护和搜集周武灭佛后遗留的佛像。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天下一统,隋王朝将佛教的政策推广到大江南北。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又下诏曰:“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 明确表示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弘扬佛教的。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十二月八日,在佛法僧前忏悔被周毁佛之罪。称如来之教“断邪恶之源,开仁善之路” ,并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皇后又敬施绢十二万匹,王公以下爰之黔黎,又人敬施钱百万。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将对佛教的护持落实到了刑律中。

在建寺方面,文帝在开皇初年,即令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又在襄阳、随州、江陵、晋阳四地建造佛寺,每年国忌日设斋行道。在相州战场建伽蓝一所,为战死者追福。

在造像写经方面,据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文帝共建造各种大小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余尊,缮写新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大兴善寺的建立和舍利塔的建造是文帝在位期间的突出事件。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六月诏令建造新都大兴城,并建造了大兴园、大兴门、大兴善寺等。他还在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三宝慈化,自是大兴”。大兴善寺是文帝时期的国家大寺,也是隋朝初期的佛教中心所在。寺中集中了慧远、僧猛、昙延、昙迁、灵裕等国内高僧,及毗尼多流支(灭喜)、达摩般若(法智)、那连提耶舍和阇那崛多等外国名僧,达六十位之多,其中仅文帝在位时入住该寺的就有五十三位。到炀帝时,大兴善寺由于失去了特殊地位,便辉煌不再了。

仁寿年间(公元601-604年)是文帝执政的后期,佛教由于他的大力支持而发展迅速。其间,文帝三次敕建舍利塔之事,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据载文帝在即位前,曾有天竺沙门赠给他佛舍利一包,后常显现神异。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元月,在他六十岁生日之际,敕令全国三十州同时立塔,派童真、昙迁等沙门三十人分送舍利前往安置。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佛诞日,又在全国五十一(或称五十三)州建灵塔。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佛诞日,又敕令在三十州增建灵塔,请法显、静琳等分送舍利供养。文帝三次敕建舍利塔,共在各地建塔一百一十余座。 为建造舍利塔,文帝下诏全国,任人布施,地方管理停常务七日,长安的立塔仪式甚至由文帝亲自主持。舍利塔的建造,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崇佛热潮,对后来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佛法的教授上,文帝将全国的高僧邀请至京城长安,居住在大兴善寺或其它寺院中,使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中心。来自各地的名僧云集长安,讲经弘法,相互交往,使由于长期分裂而导致的南北学风的差异得以转化,佛教思想在相互吸收、融通的基础上,逐渐走向成熟。

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文帝敕设五众和二十五众,这是隋代佛教的两个特殊组织。五众包括涅槃众、地论众、大论众、讲律众和禅门众,每众立一“众主”,众主皆由德才兼备的高僧担任。设立五众制度的目的,应是为了传授佛教经论义理,因此每一众的众主都有义务对自己的众“晓夜教习”。二十五众是一个由国家供给的高级传教组织,该组织由二十五名“三学业”长者组成,主要负责全国的传教工作。据载,三国论师大兴善寺住僧僧粲任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僧琨为二十五众教读经法主,慧影亦为二十五众主。

上一课
北朝时的灭佛与废佛
返回目录
下一课
唐朝佛教
全文下载
PDF格式
RTF格式
内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