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佛教

第三十六课 • 近现代佛教

晚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不仅使中国饱受摧残蹂躏之苦,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这些经济方式的大规模传入,在改变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佛教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传统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相依相融。中国化的定居式僧团制度,虽然在历史上起到了维护佛教持续发展的作用,但也同时衍生出具有封建社会性质的寺院等级阶层,大量子孙庙的存在以及师徒相传的承继制度,几乎是封建社会家族制度的翻版。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寺院封建化模式,产生出了庞大的食利阶层,发生了许多僧众因追逐寺院的经济利益而置佛教教义于不顾的恶劣现象。寺院僧人的腐败与唯利是图使佛教愈来愈失去令人信服的力量。在佛教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与封建社会的适应。在宋代以后,佛教主要从事的义理探讨,集中在与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上,使佛教本身的义学一蹶不振;而且唐以来各宗派的兴起与传播,使很多僧人轻视经教,流于口头禅,或囿于门派之见,在教理教义上互相争执、否定,大多数僧人不再深入研究经、律、论等佛教典籍。僧人的腐化、素质低劣与佛教义学的不振,使佛教赖以传播的佛、法、僧三宝形式,已有两宝岌岌可危。中国传统佛教是一种“农禅并重”的小农经济,是适应中国当时农业经济生活方式的一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广大农民的生活、思维方式相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几乎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座右铭,使佛教自主性逐步丧失。

随着鸦片战争汹涌而来的近代西方文明,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其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显然属于工商业文明的范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入,彻底地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动摇了传统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从而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促使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增强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也造成了人们追求金钱、追求现世享乐、追求科技进步等资本主义式的价值观,与传统佛教的出世情怀发生了很大的反差与矛盾。佛教自身的积弊和新的生存方式、思想、文化等一系列的冲击,使中国佛教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何去何从无所适从,处在随时彻底沉没的危险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在中国传教。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基督教普及开来,其影响力迅速超过了传统的佛、道二教。由于在中国的各种有形宗教中,佛教势力最大,因而佛教也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大障碍,从而受到基督教的攻击也最大。有些传教士指使教徒捣毁佛像,甚至点名要某个佛寺改为教堂。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强势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有取而代之的趋势。

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激化了“反清复明”等固有的民族矛盾。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反清运动,而在洪秀全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基督教的思想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攻城掠地的气势,也与太平军的宗教热情有关。因洪秀全起义之前在香港加入耶稣会,按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执著“上帝之外无神”论,认为其他宗教都是近似魔道。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太平军,以左手执剑、右手捧教的威猛气势横扫大半个中国。太平军所到之处,捣毁庙宇、驱赶僧尼、焚毁佛教经书,对江南地区的佛教事业造成了极大破坏。

在中国佛教的危急关头,日本佛教界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也直接影响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晚清时日本因国力大增并参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开始向中国反向输出佛教。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佛教中的大多数宗派都曾紧跟日本对华的军事侵略而积极在华开展扩教,具有浓厚的侵略色彩。其中,日本净土真宗的东、西本愿寺传教活动尤为突出。公元1873年7月,东本愿寺派僧侣小笠栖香顶到中国进行开教考察。当时小笠栖香顶认为“佛法兴于天竺,至中国、日本”,方今印度先衰,中国次之,故力主以日本为主,与中国、印度结成三国联盟,带动亚洲佛教徒团结一心,共同抗击西来的耶稣教。公元1876年7月7日,小笠栖香顶奉命再赴中国,正式开教传教。八月十三日,他在上海建立“真宗东派本愿寺上海别院”。

日本佛教在向中国的反向输出过程中,虽然也曾起到过沟通中日佛教交流的作用,但总体上属于文化入侵的性质。这从其始终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衰特征,可见端倪。所以,近代日本佛教在中国传教的时候,总想“使中国各宗僧侣悉归我真宗”。日本佛教史学家木场明志指出:“由此看来,对华意识既非护法策,也非简单的三国提携联盟,而是使中国真宗化!”1899年,东本愿寺僧人利用中国僧人保护寺产的迫切心理,引诱浙东三十五所寺院聘请日僧驻寺。这对中国佛教界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引起敬安等高僧的强烈反对。他们上书朝廷,请求政府保护寺产,拒绝日僧驻寺。从这些事情,可看到日本佛教对中国传统佛教的生存构成的现实压力。

鸦片战争的危机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富国强兵之道。其中既有维新派的激进之言,也有传统卫道士们的保守之论,双方针锋相对,在中国思想界激起阵阵涟漪。此时,张之洞综合维新与卫道两派的意见,于1898年3月写成了传颂一时且影响深远的《劝学篇》,提出了“兴学振国”的理念,明确推出“庙产兴学”的主张。后来,康有为在《清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也提出类似主张。张与康的主张相继呈上,光绪皇帝就下了一道“庙产兴学”的诏书。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一诏书未能实现。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慈禧太后为收拢人心,于1901年8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达了类似内容的诏书。接着诱发了各地地方官员借口经费不足而欲提拔庙产以兴学堂的举措,还引发了劣绅恶痞从中侵夺的恶果。

“庙产兴学”在当时是作为富国强兵的一项国策而提出的,不仅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就连普通老百姓看到僧人的腐败以及无力守护庙产时,也请求提拔庙产兴办学堂。民国成立后,“庙产兴学”仍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如北伐时期破除迷信运动中的“迷信捐”、“经忏捐”等,都可以说是“庙产兴学”的遗续。1928年,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议没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改寺院为学校。中央大学邰爽秋教授等人积极响应,联名发表《庙产兴学运动宣言》,并在各地组织了不少团体迅速付诸行动。1935年,全国教育会议重新通过了将全国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所有寺院改为学校的决议。庙产兴学政策实施近四十年,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失去了庙宇的佛教,加上国际社会的挤压,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与自身积重难返的弊端,使中国佛教在风雨飘零中渐趋没落。

如何挽救佛教,让佛教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指导人们的精神生活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摆在了所有真正关心中国佛教前途命运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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